“2030年汽車零配件出口目標為1200億美元,年度平均增幅5%。”這是不久前,汽車零部件企業出海創新發展研討會暨2025全球汽車供應鏈核心企業競爭力白皮書發布會上,一位專家透露的一組數據。
在他看來,2030年汽車零部件出口達到1200億美元的目標,不僅體現了中國零部件企業對自身實力的信心,也反映了全球市場對中國制造的認可和需求。
隨著全球汽車產業的快速發展和變革,汽車零部件市場正迎來*的機遇與挑戰。面對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和不斷變化的市場需求,中國的汽車零部件企業紛紛將目光投向海外市場,尋求新的增長點。
海外市場機遇與挑戰并存,如何出海?怎么出海?要避開哪些坑?都是零部件企業必須面對的問題。
海外市場空間廣闊,2030年將達到1200億美元
盡管當下海外市場暗流涌動,不確定性如影隨形,但不可否認的是,廣闊的市場藍海仍在前方鋪展。多項數據清晰顯示,相較于日趨飽和的國內市場,不少海外區域仍是待開發的價值洼地。
海關數據為這一判斷提供了堅實注腳:2024 年中國汽車出口量已達 640 萬輛,按此勢頭,2030 年有望向千萬輛級大關發起沖擊;零部件出口(不含動力電池)規模突破 930 億美元,預計 2030 年將穩步攀升至 1200 億美元。
作為全球汽車生產與消費的核心力量,中國零部件產業歷經多年深耕,已鍛造出強勁的全球競爭力,出口版圖持續擴張。值得關注的是,在全球汽車電動化浪潮的推動下,中國零部件出口結構正經歷深刻的優化升級:傳統零部件出口保持穩健增長態勢,而動力電池出口表現尤為亮眼 —— 經測算,其出口金額已超越任一傳統零部件品類,躍居出口規模榜首,成為驅動零部件出口增長的新引擎。
另外,新能源汽車零部件出口潛力同樣十分可觀。2024年,中國新能源汽車在全球市場的占比高達80%,新能源汽車零部件出口已成為我國汽車零部件出口的重要增長點。
隨著全球新能源汽車市場的快速發展,其對相關零部件的需求將持續增加,我國在新能源汽車零部件領域的技術優勢和產業基礎,將助力其在海外市場占據更大份額。
廣闊的市場空間,也預示著我國汽車零部件企業必須走出去。全球汽車零部件市場規模龐大且持續增長,而國內市場競爭激烈,出海能夠幫助零部件企業突破國內市場的限制,獲取更廣闊的市場空間和更多的客戶資源,提升企業的市場份額和盈利能力。
通過在海外市場建立生產基地、銷售網絡和服務體系,零部件企業可以直接接觸到國際客戶和合作伙伴,展示自身的產品和技術實力,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譽度,樹立良好的國際品牌形象。
在一些海外地區,勞動力成本、土地成本等相對較低,零部件企業通過海外建廠等方式,可以有效降低生產成本,提高產品的價格競爭力。另一邊,零部件企業還可以利用當地的資源優勢,優化供應鏈布局,進一步降低成本。
哪里市場*好做?海外市場各有特點
出海市場前景雖然廣闊,但是并非一片坦途。
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、市場競爭與本地化壓力、生產與供應鏈運營的挑戰等問題,都是中國零部件企業在出海過程中需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。有調研數據顯示,24%的企業認為地緣政治不確定性是海外業務面臨的*大挑戰,21%的企業則擔心市場競爭與本地化壓力。
信息顯示,從全球視角來看,歐洲是中資零部件出海*集中的區域,亞洲次之。歐洲市場以其高標準和嚴格的法規著稱,而亞洲市場則以其快速增長和多樣化需求吸引著中國企業。調研數據顯示,西歐市場被認為是*看好的海外市場,企業出海傾向占比34%;其次是東南亞的17%和美國的14%。
盡管受到政策影響,美國市場依舊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地方。
有數據顯示,2018年,出口至美國的汽車零部件占比達到26%;2024年占比為15%。2025年之后,受到政策影響,出口占比持續下降。主要還是由于美國采取了一系列的貿易保護措施。
根據專家提出的建議,要充分考慮美加墨市場的風險,同時也不可忽視這部分市場的重要性。
此外,在選擇出海目的地時,中國零部件企業需要根據自身的資源、能力和市場定位,選擇合適的海外業務模式。
根據調研數據顯示,54%的企業選擇了自力更生、獨資發展的模式,8%的企業選擇了合作伙伴合資模式,15%的企業選擇了尋找標的、兼并并購發展模式,23%的企業則根據市場,多種模式并存。
出海各有責任:大企業做標準,小企業謀創新
如果說出海目的地的選擇是打開全球市場的 “鑰匙”,那么策略的精準制定則是驅動中國汽車產業遠航的 “羅盤”。如今,汽車出海已絕非可有可無的戰略選項,而是支撐產業增長的核心引擎 —— 在全球化的深水區,中國汽車零部件企業正遭遇多重挑戰的圍獵:從合規準入的技術壁壘到貿易規則的動態重構,從關稅壁壘的精準應對到供應鏈生態的協同整合,每一道關卡都在考驗著企業的全球化能力。
中國汽研總經理劉安民的建議直指要害:標準合規是出海的 “基礎學分”,更是繞不開的 “必答題”。當前,歐盟碳關稅、電池法規等技術壁壘已構筑起高高的準入門檻,成為企業出海路上的 “攔路虎”。破解這一難題,需要多方協同發力:國家層面正加速國內碳市場建設,以市場化手段引導企業減排,同時積極推動與歐盟的貿易對話,爭取規則互認;行業協會則架起橋梁,通過搭建交流平臺、開展歐盟等地區標準法規的專題培訓,助力企業深度參與國際標準制定,在全球規則博弈中爭取更多話語權。
而協同創新,堪稱穿越壁壘的 “船票”。面對高筑的技術壁壘、多變的貿易規則和復雜的供應鏈協同,單一企業的力量猶如孤舟難抵深海。唯有產業鏈上下游打破邊界、協同創新,才能實現研發成本共擔、市場風險均攤,更能推動技術融合與標準共建,讓中國企業在全球市場的話語權重不斷提升。
在千帆競發的出海浪潮中,不同規模的企業肩負著差異化的使命。正如中國汽研電子電器測試中心認證總監、*工程師谷騰蛟所言:大型零部件供應商需以 “體系筑墻” 為核心戰略 —— 通過主導技術標準制定、推進屬地化資源整合、構建制度與標準的雙重護城河,快速獲取認證資質、拓寬客戶渠道;同時,前瞻布局碳政策導向下的循環經濟,打造 “生產 - 回收 - 再生” 的閉環體系,方能筑牢全球化根基。
與之相對,中小型特色供應商則要以 “敏捷破局” 為關鍵。在創新紅利窗口持續收窄的當下,需敏銳捕捉市場動態,充分釋放靈活發展的優勢,以利潤為導向深耕細分領域,鍛造不可替代的競爭力。通過精準挖掘客戶群體的典型體驗需求,提供 “短頻快” 的解決方案,并主動尋求與主機廠或頭部零部件供應商的價值結合點,實現需求整合與價值躍升。
從“走出去”到“扎下去”,零部件出海任重道遠
在全球化浪潮中,中國汽車零部件企業的出海之路正遭遇 “單兵作戰” 的瓶頸 —— 面對錯綜復雜的全球市場,分散化的海外布局難以形成合力,更遑論釋放產業協同的乘數效應。
日本綜合商社的出海范式提供了寶貴鏡鑒。三井、三菱等商社并非簡單的貿易中介,而是以資本為紐帶、以生態為骨架的 “產業賦能者”:它們為整車廠提供資金支持,搭建覆蓋物流、合規的全鏈條服務平臺,甚至提前布局海外基礎設施。以泰國市場為例,商社先夯實配套基建 “地基”,再引入豐田等品牌深耕,在商用車領域更通過收購車隊管理公司,衍生出租賃、保險、二手車交易的服務閉環 —— 這種 “平臺化生態能力”,恰是中國車企當前的短板。
海外汽車產業鏈的復雜度遠超國內,從前端制造到后端金融,從售后保障到二手車交易,再到電池梯次利用與資源回收,形成環環相扣的生態網絡。破解這種復雜局面,既需要國家與協會層面的頂層設計,更需要企業打破壁壘、協同共建。通過跨部門聯動與園區式集群運營,中國車企有望在海外培育出更具粘性的本地化生態。
正如專家所言,當前中國汽車產業的出海階段,恰似日本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的轉型關鍵期。彼時日本車企曾以年出口近 700 萬輛的規模橫掃全球,但貿易摩擦與匯率波動倒逼其從 “出口導向” 轉向 “全球產能布局”,到 2018 年海外產量已突破 2000 萬輛。這段歷史深刻揭示:單純依賴出口規模的增長終將觸頂,唯有深度嵌入全球價值鏈,才能構筑真正的全球競爭力。
中國汽車產業的出海征程,本質上是一場從 “產品輸出” 到 “體系扎根” 的進化。*階段是 “把車賣出去”,以產品力撕開海外市場缺口;第二階段則是 “把體系種下去”,在海外土壤里培育出涵蓋品牌、產能、服務、數據與政策協同的完整生態。
當這些要素形成相互滋養的閉環,中國汽車產業才能真正站上世界舞臺的中央,完成從 “走出去” 到 “扎下去” 的質變跨越。
此前,特朗普政府大幅增加25%的關稅,影響范圍極為廣泛。從政策角度看,該舉措涵蓋了乘用車、商用車、皮卡等整車領域,以及動力總成核心部件、電子電器部件等零部件領域,后續還把車身、底盤等更多傳統部件納入加稅清單。
這一政策在短期內將產生許多直接影響,在生產端,整車成本將大幅提升;在消費端,車價提高將進一步抑制市場需求,導致市場萎縮;從長期看,美國政府試圖通過增加短期成本,換取產業投資回流,重構本土產業建設,但這一目標實現難度較大。
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對零部件出口影響較大。一直以來,美國是中國汽車零部件*大的出口市場,特別是制動系統、車輪系統、車身件等對美國市場依賴程度較高的零部件品類,將受到顯著沖擊。